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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空調中東市場一位商家說：“格力空調非常好，我們賣的也很有勁，但是很辛苦，‘中國制造’給我們很大的壓力。如果格力空調搬到泰國制造，會好賣很多。”曾經遇到這樣的尷尬，讓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感到糾結，她說：“中國是世界強國，為什么中國制造沒有得到世界的尊重？”經近日在北京、廣東、上海、浙江、福建等地走訪發現，廉價低質形象沒有根本改變，價值提升速度低于成本提升速度，工匠精神和實業精神欠缺……我國制造業正遭遇“成長的煩惱”，技術、標準、結構等方面的提升和優化成為三道需要邁過的關口。
“如果重來，不知還會不會去搞創新”
談起創新，沈陽機床集團董事長關錫友感慨頗深：“早知道i5今天會成功，當初該把所有的錢都撲上去！”而回憶起創新的艱辛，他也說出心里話：“如果讓我重來，我不知還會不會去搞創新。”
創新這條路異常艱辛。沈陽機床集團i5的研發，首先承受的是來自企業內部的巨大壓力。“每年砸進去1億多元，但我到上海研發基地，看到的只是一群年輕人和幾十臺電腦，誰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夠成功。”回首來時路，關錫友仍心有余悸。“到了2012年，成熟技術還沒搞出來，研發資金快要花光了，與德國合作的項目也沒啥進展，市場銷售又下滑……那是最難的日子，有一天我在德國賓館樓頂上站了一夜，跳樓的心都有了。”關錫友說。
創新遲遲不見收益，于是很多企業半途改操易節。蘇州能訊高能半導體公司董事長張乃千開創氮化鎵應用新局面，引領我國半導體工業邁向第三代。他表示，打造百年老店需要專注和深耕，但很多企業認為賺錢最重要，房地產熱、互聯網熱、股市熱讓大量資金“脫實向虛”，不利于制造業健康發展。
更讓創新型企業揪心的是，“抄襲者定價”局面不破，創新驅動很難落實。比利時瑪特瑞爾萊斯公司是全球3D打印軟件領軍企業，去年在上海寶山區設立了分公司。分公司總經理琴恩說：“瑪特瑞爾萊斯在中國設立機構，最關心的是政府對于正版軟件的支持程度、對盜版軟件的打擊力度以及對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如何公平審理。寶山區政府承諾與企業合作打擊盜版，我們才選擇落戶這里。”中國四聯儀器儀表集團常務副總經理劉紹云說：“創新型企業可以憑借領先的技術和高新產品得到超額利潤，進而支撐繼續研發，形成良性循環，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則會打破這種循環。比如企業花了大量成本研發的新產品每臺售價10萬元，其中3萬元是開發費用。市場上出現的抄襲、模仿產品，沒有開發費用，只賣6萬元，價格一沖擊，正品也只好賣6萬元，由此形成的‘抄襲者定價’帶來惡性循環，損耗的是創新的原始動力。”
“省了8分錢，損失上百萬”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火燒溫州鞋，到今天的越洋馬桶蓋，質量問題及由此引發的對品質、品牌不信任，一直是中國制造的“痛點”。日揚電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志紘說，他們產品需要用到軸承，如果用國產的，轉3天就壞掉。但是用德國或日本的，就可以用兩個星期。“中國人不愿意花笨功夫，不愿意去做到極致，最欠缺的就是這個精神”。“省了8分錢，損失上百萬。”王志紘說，當時采購彈簧，有國外的8毛錢一個，國產的彈簧7毛2分，為了省成本8分錢，他們買了3000個便宜的彈簧。沒想到彈簧斷裂，導致設備漏氣，不得不在全球召回產品，這次使用低價劣質產品，讓企業損失了約20萬美元。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長沙南生認為，近年來中國的制造業產品的質量整體向好，但同時問題也很多。比如在基礎領域，一些關鍵材料、關鍵的零部件和核心系統，國產的質量和可靠性不是太高，長期依賴于進口，受制于人。另一方面，在高端的產品的設計制造方面，在質量和可靠性方面也存在著問題。要改變這種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制造業狀況，必須從質量入手。
接受采訪的企業普遍反映，對質量問題，單個企業注重是沒有用的，需要全產業鏈去提升。“制造業本該最‘講究’，現在往往成了最‘將就’。”西安三花良治電器有限公司總經理馬悅說。長久以來，標準化一體化落后，困擾著這家生產智能溫水便座的企業。馬悅表示，國家建標準時，一個在陶瓷口，一個在電器口。如果按照陶瓷的標準，已經不具備參照性，但作為電器，有安全、性能、耐用性等標準。再比如，日本兩大家做陶瓷，標準高度統一，適配性好。我們則狀態各異，不同尺寸，與馬桶蓋不一致。
據了解，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形成相對完善的制造業標準體系，涵蓋了制造業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近幾年，高端裝備制造、第四代移動通信、數字電視等領域國際標準研制不斷取得新突破，助推高鐵、特高壓輸變電、大飛機等中國裝備陸續走出國門。據2014年統計，31310項國標中，制造業標準占了70%。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產業一處處長徐全平認為，制造業標準化在提高互換性、統一規格、提升生產效率、保障產品質量、促進技術傳播與創新，乃至推動貿易便利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技術支撐作用。
不過，我國裝備制造標準化總體水平仍難以支撐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特別是現階段，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性交匯，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正在改變傳統產業業態。標準的整體水平還不能適應這種變革，針對制造業中高端的標準欠缺，例如“互聯網+”類標準、“制造＋服務”類標準，和制造業一樣，亟待升級。
“靠目前的農民工隊伍，怎么實現制造強國？”
不少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反映，一線工人的技能水平難以滿足企業高效的生產需求，越來越成為企業當下最大的困擾。“熟練工車間一個月可以生產7萬雙鞋，而新招來的工人只能生產2萬雙。”福建晉江天貿鞋業公司總經理何明勇說，“不少新員工連機器都摸不熟練，基本的裁剪、走線都不夠整齊，直接影響了企業產品的競爭力。國家提出制造業的發展規劃，相應的一線工人也需要提升版本。”人社部數據顯示，近年來全國農民工人數總量增速下降，勞動力供給已從無限供給向優先供給轉變。2014年全國農民工人數增長501萬，增幅為1.9%，較2013年水平回落0.5個百分點。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宋立說，面對勞動力減少的預期，市場更需要升級“人力資源”為“人力資本”，為產業發展尋找創新動力。
面對高企的勞動力成本，企業也逐漸探索以智能制造替代人工生產。“雖然實施智能制造以后對工人的數量需求減少了，但是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工信部裝備工業司副司長李東說。多位受訪的業內人士也指出，“機器換人”一方面將大量代替簡單的人工勞動，另一方面也會提供更多高技能需求崗位。傳統工人可以通過培訓學習機器操作和配合作業，在新的崗位中實現更高的生產效率。
然而在多地制造企業走訪時發現，“工人2.0”的打造仍然面臨諸多現實困難。不少企業和一線工人認為，勞動力素質提升難的根本問題首先在于制造業一線崗位“低人一等”的社會偏見。上海外高橋造船公司總經理王琦表示，現在年輕一代工人覺得工廠工作苦、不體面，更愿意去第三產業。以外高橋2萬多名員工的來源地為例，以前以江浙一帶為主，而現在多來自廣西、貴州等相對偏遠地區。京東方科技集團副總裁張宇說：“計劃經濟時期的八級工、九級工很受崇拜。現在人們崇尚當白領，一線技工地位難比當年。如何培養出數量更多、質量更高、愿意投身制造業的技能型人才，需要加倍重視。”
同時，工人流動性、不穩定性增強也使企業的培訓成本大大提高。目前我國外出務工人員的組織形式以長輩帶領同村同鄉人組成的“打工游擊隊”最為常見，工人們依靠親友提供的信息頻繁跳槽，很少真正在一個領域里長期學習技能。“1個技術人才，沒有10年是沉淀不出來的。”福建紡織企業鳳竹集團董事長陳澄清說，由于工人的流動性增強，對員工的培訓投入也被迫減少了70%以上。溫州服裝商會會長鄭晨愛也認為，部分農民工跨地區跨企業流動，勞動力隊伍不穩定導致企業不愿意培訓工人，長期下去將形成惡性循環。
即便企業投入進行員工培養和管理，也往往流于表面，難見成效。“沒有嚴格培訓，做10個產品也許是合格的，但做到100個的時候，一定有2、3個是壞的。”劉紹云說，自己在日本工廠學習60天都在練習規范的焊接、擰螺絲、壓線頭等基本工作，而國內不少企業直接“默認”工人能夠規范操作，對員工的培訓只停留在“簡單說兩句”的水平。“廣大的一線工人是我們生產力的根本，如果這些人的培訓沒做好，再好的管理層、專業技術也沒有用武之地。”劉紹元認為，缺乏成熟的產業工人隊伍，短期內可能影響不太明顯，但長期積累將導致行業水平和產品品質的低下。有業內人士更是不諱直言：“靠目前這樣的農民工隊伍，怎么能實現制造強國？”
“該壓的必須壓，該關的必須關”
專家認為，當前我國制造業復雜因素交織、矛盾態勢并存的局面將是一個長期考驗，需要培育政府定力、企業耐力和社會承受力共同構建起運轉良好的轉型平臺。在采訪中，多位企業家反復強調稱，當前市場壓力主要集聚在過于飽和的中低端需求上，相關產能該壓的必須壓，該關的必須關，應當交由市場和企業自主決定。“以我們工程機械為例，隨著經濟結構調整，估計部分需求還會往下走，那些低端靠拼成本、拼價格的，日子肯定難過，我認為，對于那些該死的產能，不要心疼，更不要出手救，現在應該說，可以適當的再緊縮一把，讓他死掉，千萬不能陷入將死未死、該死不死的停滯局面中，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中國制造’‘中國品牌’吹沙漉金，保持可持續的競爭力。”江蘇徐工集團副總經理李鎖云說。
與此同時，需從制度環境建設入手，重點扶持培養企業的轉型耐力。工信部副部長蘇波說，當前我國制造業的產能已經很大，220多種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位，有些產品的產量已經達到全球生產能力的50%、60%以上，所以新一輪的調整發展過程中產能的擴張不是主要目的，主要是創新、創新再創新，縮短在高端領域與國際的差距，這就需要在制度環境上下工夫。
格力電器總經理望靖東說，好的企業不依賴政府給錢、給優惠政策，更多是要求一碗水端平，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在走訪過程中，知識產權保護、稅收公平公正成為企業訴求最為集中的兩大領域所在。此外，很多企業提出，應注重培育全社會的轉型承受力應對制造業升級轉型“陣痛”沖擊。筆者在廣東、浙江、福建等東部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集中地區采訪時，多家大型企業負責人表示，今年是2012年以來“招工最容易的一年”。
據了解，目前部分工廠關停后產生的富余勞動力一部分仍在沿海制造業和城市服務業找到新工作，一部分則轉移回中西部老家就業，但不論是停留在東部城市還是回轉家鄉，都對當地就業市場和社會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戰；與此同時，廣東等地正在繼續加大社會保障政策落實力度，企業負擔壓力也隨之增加，以一家萬人大廠為例，部分企業員工工資性支出增長都在數千萬元以上，如何幫助企業化解沖擊需要引起關注。
